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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者日前在溫州探訪朔門古港遺址。

文：黃溢能、郭雄懿

筆者日前在溫州探訪朔門古港遺址。這座宋元時期的港口，今日被安置於充氣內膜保護之下，與城市街區、文創商業、公共空間自然融合。歷史沒有被封存於玻璃櫃，而是重新煥發生機，參與當下城市發展。

站在遺址前，很難不聯想到更宏觀的歷史縱深：古代海上絲綢之路，與今日中國提出的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」及「一帶一路」倡議。

朔門古港提醒我們：中國的開放不是近代被動的選擇，而是千年以來的常態。

海絲不只是經濟路線，更是一種文明敘事

宋元時期，溫州憑藉港口條件與產業腹地，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。瓷器、絲綢、手工製品沿海路遠銷東南亞、中東乃至非洲東岸。但更重要的，是那條航線承載的文明交流：宗教互動、技術流動、商人往來與跨文化理解。

正如學界指出，「一帶一路」不僅是基建與貿易網絡，更包含五大合作重點：政策溝通、設施聯通、貿易暢通、資金融通與民心相通。其中「民心相通」往往被忽視，卻是整體戰略最具長期影響力的一環。

重啟「絲綢之路」這一歷史敘事，本身就是一種文明層面的外交工程。當絲綢、瓷器與航海故事被重新講述，它們不只是文化象徵，而是為當代合作提供心理與歷史基礎：讓跨境基建、產業合作與金融互聯，建立在「共享歷史」的敘事之上。換言之，經濟互通若是硬件，文化認同就是操作系統。

文化外交：為貿易與安全鋪設信任基礎

近年來，絲綢之路相關遺產申遺合作顯著增加。多國共同申報跨境文化遺產，形成制度化的合作平台。這些項目往往與經濟走廊高度重合。這並非偶然。

透過遺產保護、旅遊合作與學術交流，各國建立跨部門、跨國家的長期協作機制，強化制度對接與社會層面的互信。這種「文化外交」為區域政治穩定與經濟合作提供了潤滑劑。

在全球地緣競爭加劇、保護主義抬頭之際，「一帶一路」強調以歷史連結促進當代合作，實際上是一種降低疑慮、提升信任的策略安排。

從中亞到東南亞，從波斯灣到東非，許多國家正積極挖掘自身的絲路歷史，將其納入當代發展藍圖。這種「共同遺產」敘事，使合作不再只是雙邊談判，而是一種文明層面的對話。歷史，在此轉化為外交資產。  

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：港口、航線與和平敘事

如果說陸上絲路重在經濟走廊，那麼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更具象徵意義。

歷史上，鄭和七下西洋被視為和平貿易與文明交流的象徵。這種敘事在今天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：在全球航運高度依賴海上通道的背景下，推動港口建設與航運合作，同時以「和平航海」的歷史記憶為合作提供正當性與文化共識。

海上絲綢之路強調的，不是排他性的海權競逐，而是互聯互通的共同繁榮。

當港口建設、物流樞紐與航運網絡在印度洋、南海與非洲東岸鋪開時，若配套以人文交流、教育合作與旅遊發展，海洋就不再只是戰略空間，而是合作空間。這對於全球貿易穩定具有正面意義。

回到溫州：如何在新海絲框架下再出發

在宏觀格局下，溫州的挑戰與機遇變得更清晰。溫州民營經濟佔GDP比重長期超過八成，產業集群成熟，但面臨轉型壓力。從代工走向品牌，從低成本競爭走向技術與設計驅動，需要金融支持、合規能力與國際專業服務。

這正是「一帶一路」與香港角色可以發揮作用之處。

1. 金融與制度升級

赴港上市或進行跨境融資，不只是籌資手段，更是制度現代化的過程。

在「資金融通」框架下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可為溫州企業提供多層次融資渠道與國際合規支援。

2. 品牌出海與知識產權保護

在「貿易暢通」與「民心相通」並行的格局中，品牌不僅是市場工具，也是文化符號。

溫州若能結合自身海絲歷史敘事，塑造具有文化底蘊的品牌形象，將更容易融入海外市場。

3. 全球溫商網絡與人文互通

溫州商人遍佈全球，這本身就是民間層面的「絲路網絡」。

若在官方倡議框架下進行制度整合，民間商幫與國家戰略可形成正向互動：這既是市場效率的提升，也是國際合作的穩定器。

香港與溫州：兩座港口城市的再定位

香港與溫州的底層邏輯其實一致：

1.以港口為節點

2.以貿易為核心

3.以開放為動能

不同的是發展階段。

香港擅長制度、金融與國際規則；

溫州擁有製造韌性與草根創新能力。

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框架下，若香港提供制度支撐，溫州提供產業實體，兩者形成「金融＋製造」「制度＋產能」的組合，將更具競爭力。

這種互補，不僅服務於地方經濟，更嵌入國家整體對外開放戰略。

朔門古港的真正啟示

朔門古港讓人看到的不只是遺址，而是一種發展哲學：

真正持久的貿易繁榮，必須建立在文化互信與制度合作之上。

「一帶一路」若僅僅是基建工程，影響將有限；但若它成功塑造一種跨文明合作的共同敘事，其影響將是結構性的。當歷史被重新講述，當文化成為外交語言，當港口不再只是貨物流轉點，而是文明交流節點，國際貿易便不只是數字增長，而是秩序建構。

在全球經濟面臨碎片化風險的今天，強調互聯互通、文明對話與共享發展，本身就是對國際體系的穩定貢獻。從朔門古港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，我們看到的是一條跨越千年的主線：

開放不是權宜之計，而是文明選擇。

互通不是戰術安排，而是長期秩序。

這或許，才是這座古港帶給我們最深的一課。

郭雄懿為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主任

黃溢能博士為嶺南大學STEAM教育及研究中心助理總監

本文為作者觀點，不代表本媒體立場

Winter, T. (2016). One belt, one road, one heritage: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Silk Road. The diplomat, 29, 1-5.

圖: 作者提供